荀攸说:为今之计,只有里应外合。
戏志才说:敌众我寡,难以用堂堂之阵取胜,欲要破贼,非借外因不可。
他两个人的话虽不同,意思一样,“里应外合”和“非借外因不可”说的都是一回事儿。
简单来说:就是击敌人之短。
黄巾军的短处是什么?他们的短处就是他们的长处。他们的长处是“人多”,他们的短处也是“人多”。人多,所以势众,但因缺乏必要的训练,人多又是他们的短处,会造成他们在组织与编制上的混乱。通过前些天的守城,荀攸、戏志才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。
黄巾军各个营头的军卒分别来自郡中各个县、乡,彼此不熟,当他们攻城之时,号令不一,当他们宿营之际,杂乱无章。这就给了荀贞们利用的机会。可以利用这一点,或者遣派细作潜入其内,或者用别的办法使其内乱,然后趁乱取之,借以取胜。
荀攸所说的“里应外合”,“里应”即此意也。
戏志才所说的“非借外因不可”,“外因”也即指此。
当然了,至於该怎么“里应外合”,该怎么借用“外因”,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,眼下尚不好说。毕竟荀攸、戏志才虽有智谋,并非“多智近妖”,不是掐指一算,就能尽知敌事,便能克敌制胜的,但不管怎么说,他俩的思路一致:我军欲要取胜,只有从敌人的短处下手。
荀贞也是这样认为的。
三人意见相同,对视一笑,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奇异妙感。
……
带两千新编之卒,孤军出城,进击十万众之敌。
就算再虎胆之辈,对此也无法做到安之若素。他们三人,不管是表示反对的荀攸、抑或是出言赞同的戏志才,又或是表面上看起来镇定自若的荀贞,对这件事其实都是忐忑和不安的。
在此之前,他们三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,对战争的了解全来自史书。
春秋百战,战国七雄,秦王扫六合,楚汉争天下,光武皇帝中兴汉室。这些发生在过去的战争,从史书上看去令人热血,无数的将星闪耀,无数的智谋计士,可那只是从书上看去。
从书上看去和亲身经历是截然不同的。
从书上看去,看到的是故事和传奇。亲身经历,经历的是残酷和生死。
当从书面上看去时,那些只是过去的故事,只是别人的故事,他们可以为某人某次的奇计、勇敢而击节赞叹,他们可以读至兴酣处,以《汉书》下酒,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。
可现在,他们不再是旁观者,而是亲历者。
战争不再只是记在书上的故事,它从书中走出,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。
三人皆饱读之士,尤其荀贞从后世穿越而来,他们三人皆知,这一次的太平道起事声势这么大,汉家至今四百年,也只遇到了这一次而已,必然是会被后人记入史书中的。
就像他们读过的那些故事一样,他们的故事也可能会被后人读起。
只是不知,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故事时,是会为他们的剿平叛贼而赞叹、又或是会他们的失败身死而叹息?是会敬服他们的勇敢机谋,又或是会嘲笑他们的愚蠢轻敌?
后世之荣辱,今世之生死,尽在其间。先前守城,尚有坚城以为倚托,五日后南下,将於无遮拦之野外迎敌,作为一个初上战场的人,谁又会不忐忑不安呢?须知,即使不说荀贞,即便是名显后世的荀攸、戏志才今年也才二十多岁,也才只是两个“初出茅庐”的年轻人罢了。
而此时,这一份英雄相惜的奇异妙感,将他们的不安和忐忑冲淡了一些。
……
戏志才慨然说道:“功名成败,在此一举!”
荀攸不像戏志才那么慨然,他谨慎地说道:“敌强我弱,不可轻敌。”
南下是五天后的事儿,现在不用考虑,荀贞想的是:“当务之急是练兵。府君只给了咱们五天,咱们得好好议议,这五天该怎么用。”
“千余铁官徒,加上府君答应补给咱们的数百丁壮,两千人,都是新卒,不知旗帜、不识金鼓、不通战阵队伍,需要教的东西太多了。五天肯定不够。贞之,你是何打算?”
“是啊,五天肯定不够,所以要分清主次,拣取主要的先教会他们,其它的以后再说吧。”
“何为主,何为次?”
“识旗帜、辨金鼓、知进退。这就是主。”
戏志才点了点头,说道:“不错。‘凡兵,制必先定,制先定则士不乱’。编伍、旗帜、金鼓、赏罚,此即制也。如今,编伍已定,部曲已成,接下来就是旗帜、金鼓了。
“……,只是,旗帜有很多种,依军法:前后左右中,各军旗帜皆不一,表示的号令亦不同:或低旗则急趋,或连飙则奋击。金鼓亦有轻、重之分:‘鼓之则进,重鼓则击;金之则止,重金则退。’鼓又有步、趋、骛、将、帅、伯之分:‘一步一鼓,步鼓也。十步一鼓,趋鼓也。音不绝,鹜鼓也。商,将鼓也。角,帅鼓也。小鼓,伯鼓也’。……,种种类类,教会一人容易,教会两千人,使其进退如一人就难了。我担心:便是只教这些,五天也远远不够啊。”
“各种旗帜、各类金鼓不必全教。我军虽是新编,贼兵亦为乌合。咱们只要比他们强就行了。”
“怎么才算比他们强?”
“首先旗帜上,只要各曲、各队的新卒都能认识己曲、己队